李大釗與日本(ben)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師生合影，前(qian)排左起第三人為李大釗。
李大(da)釗 黑白木刻(ke) 郭偉利 作
“鐵肩擔道義，妙(miao)手著(zhu)文章”是李(li)大釗一生的光輝寫照。他(ta)窮盡畢生的精力在中國研究、講授和(he)實踐馬克思主義，不僅為中(zhong)國革命造就了最(zui)初的一批共產主義者(zhe)，而且(qie)為中(zhong)國共產黨的創(chuàng)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勛。
他是第一(yi)個與共產國際代表(biao)商談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人，是第一個(ge)以個人(ren)身份加入國民黨(dang)的(de)共產黨員、并成為(wei)孫中山指定(ding)進入國民(min)黨一大主席團唯一的共產(chan)黨(dang)人。他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(chuàng)始人(ren)之一，卻(que)未曾擔任過什么重要領(ling)導職務。他是獻身革命的第一位中共主要領導人。
一(yi)聲炮響與 一場愛國運動(dong)
1917年11月，俄國爆發(fā)十月(yue)革命(ming)。俄國(guo)社會主(zhu)義革命的勝(sheng)利極大地(di)鼓舞和啟發(fā)了李大(da)釗，他敏銳地意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。經過一(yi)段時(shi)間的觀察，李大釗逐(zhu)漸認識(shi)到他(ta)長期求索(suo)的“理想的中華”，只(zhi)有(you)在(zai)馬克思(si)主義(yi)的指導(dao)下依靠(kao)工人階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，才能成為現(xiàn)實。他興奮而(er)如饑似渴地搜(sou)集著有關(guan)十月革命的一切信息。1918年7月，他發(fā)表(biao)《法俄革(ge)命之(zhi)比較觀》一(yi)文，論述1917年俄(e)國十月革命與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(ge)命的本質區(qū)別，指出：“俄羅斯之革命(ming)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，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，是社會的革命(ming)而并著(zhu)（著）世界的革命之采（彩）色。時代(dai)之精神不同，革命之性(xing)質(zhi)自異，故迴非可同日而語(yu)?！边@(zhe)是中國人民正確認識十月革命的第一(yi)篇文章(zhang)。
早在十月革命前在中國已經有人介紹馬克思主義了(le)，但當時僅僅是在介紹一種學說而已。十月革命勝利后，那些正在探索救(jiu)國道路的中國先進分子開始(shi)把目光投向俄國，從此(ci)作(zuo)為革命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逐漸在中國大地上傳播(bo)開來。中國最早歌(ge)頌十月革命、宣傳馬克思主義，并把馬克(ke)思主(zhu)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正是李大釗。
1918年7月(yue)至1919年1月，李大釗先后(hou)公開發(fā)表《庶民的勝利》《布爾什維克主義(yi)的勝利》等系列文章，詳細闡述了十(shi)月(yue)革命的性質和偉大意義，向中國人介紹布爾什維克主義，為中國革(ge)命指出了新的(de)斗爭方向。此外，還通過少年中國學會(hui)、國民社、新潮社等(deng)社團組(zu)織團結了一批先進青年(nian)。俄國的革命經驗使李(li)大釗認識到工農的(de)革命力量，他不斷(duan)告訴青年知識分子，“要把(ba)現(xiàn)代的文(wen)明，從根底(di)輸?shù)?dao)社會里，非(fei)把知識階級與勞(lao)工階級打(da)成一(yi)氣不可”。他在(zai)講壇上、報刊上和通信中(zhong)，大力宣(xuan)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，幫助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一些老革命家，培育過眾(zhong)多的青年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。
此時的中國正處于內憂外患之中(zhong)。作為一戰(zhàn)的戰(zhàn)勝國，中國(guo)卻沒有感覺到任何勝利(li)后的喜悅，反而成為列強談判桌上的(de)籌碼。1919年4月底，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，迅速(su)引起(qi)了國人的憤怒。
5月1日，北京《晨報》副刊出版了“勞動節(jié)紀念專(zhuan)號”，李大釗(zhao)發(fā)表《五一節(jié)雜感》，指出，這個日(ri)子是工人階級“直接行動(dong)”取得(de)成功的日子，這無異于給即將爆發(fā)的五四愛國(guo)運(yun)動發(fā)出了戰(zhàn)斗號令。
5月4日下午，轟轟(hong)烈烈的(de)愛國運動爆(bao)發(fā)(fa)了(le)。據(jù)北大教(jiao)授高一涵(han)回憶：“五四游行，守常和學生一道參加。有一(yi)次，為了救援(yuan)被捕學生，大家集隊往政府請愿(yuan)。隊伍走到國務(wu)院門前，只見鐵門緊閉，門內(nei)架著機(ji)關槍。守常憤怒異常，一個人跑出隊伍沖將上去，大家趕忙(mang)上前把他(ta)拖住，真是又(you)英勇、又危險?！?
李大釗密切關注(zhu)運動的發(fā)展，5月4日當天，31名(ming)學生及1名市民(min)被捕，他和蔡元培等人積極設法營救，組(zu)織北京(jing)學生罷課(ke)以聲援被捕學生，迫(po)使當(dang)局于兩日后釋放學生；5月9日，蔡元培被逼辭職出走，反動派陰謀改組北京(jing)大(da)學，李大釗(zhao)便聯(lián)合其他教職員工和(he)廣大學(xue)生奮起抗議(yi)，與北洋政府交涉(she)，堅決挽留蔡元(yuan)培(pei)。
五四運動中(zhong)，李大釗始終和學生們(men)站在(zai)一起，共同戰(zhàn)斗。他的辦公室成了革命青年經常聚會的(de)場(chang)所，他(ta)常與學生們在(zai)這里(li)交流運動進展情況，研究深入的(de)辦(ban)法，給青年(nian)以直接指導。
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、組織者、參與者和捍衛(wèi)者，對于五四運動的貢獻更主要體現(xiàn)在(zai)傳播馬克思主義，這是他獨特的貢獻。五四運動后(hou)，李大釗并未停止對馬克思主義的宣(xuan)傳與研究。1919年(nian)10月、11月，他分兩期在《新青年》上發(fā)表長篇論文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(guan)》，系統(tǒng)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、政治(zhi)經濟學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。該文的發(fā)表，不但表明李大釗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，而且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(zhong)國進入比(bi)較系統(tǒng)的傳播(bo)階段。
1945年4月21日，在中共七大會議前夕的預(yu)備會議上，毛澤(ze)東做了一個報告。其間(jian)，毛澤東指出：“關于陳獨秀這個人，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，他是有(you)過(guo)功勞的。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(zong)司(si)令，整個運動實(shi)際上是他領導的(de)。他與周圍的一群人，如(ru)李大釗同志(zhi)等(deng)，是起(qi)了大作用的。”
“亢慕(mu)義齋”里找尋真(zhen)理
五四運動爆發(fā)后，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(deng)上歷史舞臺，這使李大釗欣喜地看到，在中國(guo)建立(li)以馬克思列(lie)寧主義(yi)為(wei)理論指導的無產階(jie)級革命政黨開始有了可能。五四運(yun)動以后，他號召、組織先進青年到工(gong)人(ren)中去，宣傳(chuan)馬克思(si)主義的革(ge)命道理，開始把(ba)馬克(ke)思主義(yi)同中國(guo)工(gong)人(ren)運動結合起來(lai)。1920年初，李大(da)釗(zhao)就曾與鄧中夏(xia)等醞釀過成(cheng)立中國黨組織的問題。
1927年5月24日，漢口《民國日報》發(fā)表報道《中大熱烈追悼南(nan)北烈士》。北(bei)大教授(shou)高一涵報告李大(da)釗生平(ping)事略，言及：“（五四(si)運動(dong)）時陳獨秀先生因反對段祺瑞(rui)入獄三月，出獄后，與先生（指(zhi)李大釗）同至武漢講演，北京各報均登載其演辭，先生因此大觸(chu)政府(fu)之忌?！?
1920年2月8日，陳獨(du)秀從武漢回到北京(jing)。陳獨秀是經同鄉(xiāng)(xiang)和好友保釋出獄的，擅自離京、回京自(zi)然要(yao)引起北洋政府警察當局(ju)的注意，警方迅即派警員到陳獨秀的北(bei)池子寓所(suo)查看(kan)，并布置暗探監(jiān)視其行(xing)蹤。
2月(yue)12日，正是陰歷“小年”，李大釗雇好了一輛騾車，和陳獨秀都(dou)喬裝成商人，如同商(shang)號經理出(chu)外討債，身邊還放著一些賬本，趁著晨光悄悄從朝陽門出發(fā)，離開了北京城，經廊坊直往天津。旅途(tu)中，二人相約在(zai)北方和南方籌(chou)建共產主義組織，就此留下(xia)“南陳北李，相約建黨”的(de)佳話。
護(hu)送陳獨秀安全地登上了前往上海(hai)的船只后，李大釗并沒(mei)有立刻回家鄉(xiāng)(xiang)唐山樂亭縣(xian)與家人團聚過春(chun)節(jié)(jie)，而是在天津會見了共產國際駐天津(jin)的聯(lián)絡員柏烈偉，主要是商談建立一個統(tǒng)一目標的、團(tuan)結的社會主義同盟組織的可能性和(he)實現(xiàn)途徑。陳獨(du)秀從天津到上海(hai)后，也開始了建黨的籌備工作。
3月，李大釗(zhao)在北大秘密組織成立馬克思(si)學說研究會。研究會成立后(hou)，李大釗找(zhao)蔡元培校長要了兩間屋子做活動場所，一間當辦公室，一(yi)間當圖書室。他們還給這兩間屋子起了個名字，叫“亢慕義齋”（英文Communism，即“共產主(zhu)義(yi)”的諧音(yin)）。
4月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(ji)一行來到(dao)中(zhong)國，了解(jie)中(zhong)國革命的情況，并同中(zhong)國的革命組織建立聯(lián)系。他們先到北京(jing)，經人介紹會見了(le)李大(da)釗，受到熱烈的歡迎。在初步了解了(le)中國的許多情況后，維(wei)經(jing)斯基表示北京的先進知識分子應(ying)在中(zhong)國建立無產階級組織。
共產國際代表維(wei)經斯基一行的到訪，無異于(yu)為中(zhong)國共產主義組織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劑。為了進一步商洽在(zai)中國的建黨工作，李大釗把他們介紹給在上海的陳獨秀。這時(shi)，李大釗開始認識(shi)到，在中國(guo)僅僅建(jian)立馬克思學說(shuo)研究會，已經遠遠不夠，必須籌建無產階(jie)級政黨。他明確指出：中國“要急急組織一個(ge)團體。這個團體不(bu)是政客組織(zhi)的政黨，也不是(shi)中(zhong)產階級的民主黨，乃是平民(min)的勞動家的政黨(dang)?！?
同年5月，陳獨秀在(zai)上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(jiu)會(hui)。北京、上海(hai)兩個研究(jiu)會(hui)不僅僅是學習、研(yan)究馬克思主義的團(tuan)體，為建(jian)黨做(zuo)理論上、思想上的準備，而且培養(yǎng)了第一批共產(chan)黨員，為建黨作了組織上的準備。
8月(yue)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建(jian)立。10月，由以李大釗為核心(xin)和領袖的北京共(gong)產主(zhu)義小組在北大紅樓李(li)大釗(zhao)的辦公室正式成立，最初(chu)成員僅3人——教授李大(da)釗、講師張申府、學(xue)生張國燾。隨后，鄧中夏、羅章龍、劉(liu)仁靜(jing)、高君宇、繆伯英、何(he)孟雄、范鴻劼、張(zhang)太雷等人加入。
建黨初期，陳、李二人書信往來頻繁(fan)。據(jù)張申(shen)府回憶，1920年(nian)8月，陳獨秀就黨組織是叫社會黨還(hai)是共產黨拿不準，特地致信(xin)李大釗征(zheng)求意見。最后，李大釗回(hui)信一錘定音：“叫共產黨！”
11月，北京共產(chan)主義小組舉行會議，決定將這個組(zu)織命名為“中國(guo)共產黨北京(jing)支部”。這是北京大學的第一個中共支部，也(ye)是北(bei)京和中國北方的(de)第一個中共支部(bu)。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，在李大釗領(ling)導下以北(bei)大為基地，開展了廣泛的革(ge)命活動。
缺席(xi)一大的謎(mi)團
各(ge)地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以后所開(kai)展的各項(xiang)工作，進一步(bu)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(gong)人運動的結合。這(zhe)樣(yang)，正式成立中(zhong)國共產黨的條件就(jiu)基本具備了。1921年(nian)7月，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(zheng)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。從此，在古(gu)老的中國出現(xiàn)完全新式的、以馬克(ke)思列寧(ning)主義為行動指(zhi)南的、統(tǒng)(tong)一的無產階級政黨(dang)，它滿懷信心(xin)地以改造(zao)中國為(wei)己任，為根本改(gai)變中國各族人民被剝削、被壓迫(po)的(de)狀況，為實(shi)現(xiàn)(xian)共產主義的(de)遠大理想(xiang)，開始(shi)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。
在建黨(dang)過程中作出最突(tu)出貢獻的“南(nan)陳(chen)北李”都(dou)沒有出席中共(gong)一大。羅章龍在《亢齋回(hui)憶錄——記(ji)和守(shou)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》一文(wen)中說：“1921年暑假將(jiang)臨的時候，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（時獨秀亦從南方來信，不在上海）要我們派(pai)人去(qu)參加會(hui)議，我們對會議的性質并不如事后所認識的那樣，是全黨的成立大會。時北(bei)方小組成員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兼課，就在那里召開了一個小組會議，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。守常先(xian)生那(na)時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師索(suo)薪工作，在場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，我亦往返長辛店、南口之間，忙于工人運動，張國燾已(yi)在(zai)上(shang)海，乃推選張(zhang)國燾(dao)、劉仁靜二人出席?！?
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(de)另一位骨干(gan)成員劉仁靜也在(zai)《一大瑣憶》中回憶：“1921年夏天(tian)，我們在北京西城為考大學的(de)青年辦一個文化補習學校，由鄧中夏教國(guo)文，張國燾教數(shù)理，我教英文。有一天，我們接到上海通知，要我們(men)派兩個代(dai)表赴滬參加(jia)建黨會議，于是(shi)我們就在這(zhe)個學校開了一個選舉代表的會(hui)……我依稀記(ji)得(de)，那天(tian)李大釗沒有出(chu)席。當時出席的人(ren)都同意(yi)派代表赴上海開會，但并沒有(you)誰想到是去出席一(yi)個有重大歷(li)史意義的會(hui)議，也(ye)沒有誰想爭當(dang)這個代表……我記得會上沒有選李大釗(zhao)?！眲⑷熟o在回憶中還說：“由于對一大的意義認識不足，一般習慣于在組織活動中(zhong)不驚動李大釗，因而沒有選舉他是并不奇怪的。”結果是：“首(shou)先大家一致選張(zhang)國燾當代(dai)表。在選(xuan)第二個代表時，曾(ceng)經提出過鄧(deng)中(zhong)夏和(he)羅章(zhang)龍，然而他們十(shi)分(fen)謙(qian)讓，以工作忙不(bu)可分身為由謝辭，這樣最后才確(que)定我當代表?！薄翱傊?，選代表的那(na)次會是認真的(de)，氣氛也是好的，缺點在于我們(men)沒有預見到一大的歷史意義，因而使得這莫(mo)大光榮不適當?shù)芈涞搅宋业念^上(shang)?！?
事實上(shang)，參加一大的代表們也沒(mei)有意識到會議的重要性，以至于十幾年后，毛(mao)澤東(dong)、董必武、陳潭秋等當年的代表們竟然沒有一人記(ji)得一大(da)開會的具體日子。他們每人(ren)回憶的日子各有不同，最后毛澤東與董(dong)必武商量后，把7月1日作為建黨紀念日，與(yu)實際的日期相差了22天。
當時，正好是暑假時期，在前一個學年和后一個學年之間，有很(hen)多教(jiao)學工(gong)作(zuo)安排，工作(zuo)比較(jiao)繁重。此外，李大釗當時(shi)正在北京(jing)領導北京市教職工的索薪斗爭。
1921年春，直系(xi)軍閥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為財政困難，竟然斷(duan)絕8所(suo)北京國立專門學校的教育經費和教職員薪俸，致使這些高校的正常運轉無法維(wei)持。
3月，8校教職員(yuan)舉行罷教罷工。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馬敘倫被8校推選為聯(lián)席(xi)會議主席，李大(da)釗后被指定為代(dai)理主席。北(bei)洋軍閥政府在中南海，李(li)大釗就帶著大家去了中南海(hai)，北洋軍閥對他們進行了(le)迫害，李大(da)釗被打(da)暈了(le)，但還繼續(xù)索討教育經費。
這次索薪斗爭持續(xù)了4個多月，李大釗為此付出了極大的精力，多方奔走(zou)。最終迫使北京(jing)政府于7月24日(ri)派員慰問教育界，并答(da)應部分條件(jian)，斗(dou)爭(zheng)告一段落。
這時，中共一大已在上海開幕，最終李大釗未能(neng)參加。當然，李大釗是社會名流，他(ta)的一舉一動從政府到(dao)社會各界都很關注。陳(chen)獨秀也是一樣，如果突然到上海，就會受到很多(duo)人的關注，社(she)會影響會很大。
執(zhí)行中央決定 力促(cu)國共合作
1921年，中國(guo)共產黨成(cheng)立以后，李大釗代表中央指導北(bei)方的(de)工作，積極促(cu)進馬克思(si)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，先后發(fā)動了開灤大罷工、京(jing)漢鐵路大罷工等著名斗爭。
這一年，共產國際代(dai)表馬(ma)林來到(dao)中國，李大釗十分尊重他。當馬林提出國共合作時，李(li)大釗最初也曾想不通。但是，他仔細傾聽了馬林的見(jian)解，虛心接受。馬林后經李大釗介(jie)紹，由張?zhí)着阃ス鹆謺?hui)見了孫中山。1922年8月，在專門討論(lun)國共合作的(de)西湖特別會議上，新當選為中國共產黨(dang)第二屆中央委員的李(li)大釗積極贊同與國(guo)民(min)黨結成革命的聯(lián)合戰(zhàn)線，是最早站出來支(zhi)持馬林的一個。他指出：中國國民黨“抱民主主義的理(li)想，十余年來與惡(e)勢力奮斗(dou)……從今以后我們要扶(fu)助他(ta)們，再(zai)不可取旁觀的態(tài)度”。
為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，李大釗多次代表中國共產黨與孫中(zhong)山會談，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五跨長江、三(san)赴上(shang)海、兩下廣州，為促(cu)進國共兩黨的(de)合作奔波(bo)忙碌。
1922年8月20日，李(li)大(da)釗受黨的委托，在林伯渠陪同下，與避居(ju)上海的(de)孫中(zhong)山會晤，商談(tan)“振興國民(min)黨以振興中(zhong)國(guo)之問題”，說明中共關于實行國共合作、建立革命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主張。兩(liang)人暢談國內國際形勢、政治建設、中國問題癥(zheng)結等。宋(song)慶齡(ling)曾(ceng)回憶：“孫中山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，我們(men)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來?！?
李大釗(zhao)與孫中山坦誠相(xiang)見。李大釗直(zhi)率地向孫中(zhong)山說明，他是第三國(guo)際的黨(dang)員。孫(sun)中山毫不介意(yi)，說道：“這(zhe)不打緊，你盡管一面作第三國際黨員，一(yi)面加入本黨幫(bang)助我?！贝撕?，由孫(sun)中山親自作為介紹人，李大釗成為第一個(ge)以(yi)個人(ren)身(shen)份加(jia)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。
1924年(nian)1月(yue)，國民(min)黨一大在廣州召開。孫中山主持會議，李大釗(zhao)、毛澤東、林伯渠、瞿秋白等共產黨人(ren)出席大會。有“跨黨”身份的李(li)大釗被孫(sun)中山指定為5個大會主席團成員(yuan)之一，并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(zhí)行委員會委員。
國共統(tǒng)一(yi)戰(zhàn)線建立(li)后，李大釗負責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北京執(zhí)行部的工作，成為北(bei)方國共兩黨(dang)黨組織的領導核心。由于(yu)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的加入，國民黨內呈現(xiàn)出一片新氣象(xiang)。
在國共合作成功之后，李大釗全力開展革(ge)命(ming)斗爭，引起反動當局的仇視。北洋軍閥(fa)政府以“鼓動罷工”“宣傳赤(chi)化”為名通緝李大釗，隨即(ji)派出便衣警察到李大釗家進行逮捕。有(you)多年斗(dou)爭經驗的李大釗十分機警，被迫剃掉胡子，再次裝扮(ban)成商(shang)人，就在警察搜捕的當天早(zao)些時候，帶著兒子離(li)開北京……
1927年4月6日，李大釗等60余(yu)名共產黨員和(he)國民黨左派成員(yuan)不幸被捕。28日，神態(tài)(tai)平靜的他第(di)一個走上絞刑臺(tai)，時年38歲。
李大釗就義6年后，才入(ru)土(tu)為安。22年后，中華(hua)人民共和國(guo)成立。
告慰李大釗(zhao)的是，當年他(ta)預言的“試看將來的環(huán)球，必是赤旗的(de)世界”已經在中國實現(xiàn)(xian)。
（本文作者為中國(guo)報告文學(xue)學會會員、中國傳(chuan)記文學學會會員、中國散(san)文學(xue)會會員）
